那个顶针，承载着我和母亲之间所有的温暖回忆，对我而言它不是工具，而是和沈嘉言一样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寄托。

我哭着跪在地上，求他们把顶针还给我。

进厂三年，被孤立、被刁难是家常便饭。

但我从未和沈嘉言提过半个字，我不想让他分心。

可那一次，我是真的怕了，我跑去找他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我哭着求他：“沈嘉言，你得帮我，那是我妈留下的念想......”

沈嘉言清楚那个顶针对我的意义，可他只是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：对不起。

于是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嘲笑我的无能。

我蹲在熔炉前，看着那最后一点念想在我眼前化为乌有。

那种无力感，和当年眼看着母亲病重却凑不齐医药费时，一模一样。

可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没有恨过沈嘉言，我只恨自己没本事。

但现在，真相就摆在眼前，新厂长是他舅舅，整个厂都是沈家的。

那个时候，只要他开口说一句话，就能保住我的顶针。

但他没有，所以顶针没了。

我几乎咬碎了后槽牙，才没让哭声从喉咙里溢出来。

我逃也似的冲出办公楼，直奔镇上的长途汽车站，买了最早一班去省城的车票。

车上，我用颤抖的手，拨通了那个来自香港的电话。